1  原生家庭是什么？

    “原生家庭”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子女在成家之前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家庭。在国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掀起一阵“原生家庭热”，人们纷纷反思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自己，是什么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原生家庭论是否真的如其所说，决定了我们如今的性格，在心理学中还尚存争议。学者喻柏雅和贾薇薇（2018）都认为原生家庭并不是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  “原生家庭论”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网红气质”的概念，人们在遇到生活中难以排遣的负面情绪时，往往会将童年的不愉快经历放大化，把自己往原生家庭上套，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缺陷找到一个颇为正当的理由。

    但是要想真正了解原生家庭的概念，以及对我们是否有影响，我们还需要从心理学视角去探询与原生家庭相关的概念。仅仅从原生家庭的概念不是正统心理学所提出，以及研究问题不是主流心理学范畴为判断标准，来决定原生家庭论的正确性与否是远远不够的。而心理学中环境对后天的影响，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和家庭系统都是被广泛探讨的议题，对这三个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来判断原生家庭论孰真孰假。

2  环境的影响

    根据David G.Myers在《社会心理学》中第一章所提及的“Social influences shape our behavior”，结合日常生活中感触颇深的“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一观念，或许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家庭环境对个体成长产生一定影响是真实的。大约在个体的幼童阶段（4岁以前，或者是学前龄），家庭对于个体的社会化是非常关键的，“by providing supportive contexts in which to practice early self-regulatory skills”,一般包括孩子们认识一些社会常识、接触一些符号、培养社会感情技巧（socio-emotional skills）等。“we speak and think in words we learned from others”,认知行为较成熟的成年人尚且在多项实验中表现出极强的“从众性”，这样的模仿既包含人类积极对社会环境给予的刺激作出学习性反应，也反映了群体压力的存在。

    在美国的一项心理研究中，实验者通过对101名儿童（9-11岁）及其父母的样本进行实验，检查了儿童对于父母在实验室中模拟生活冲突的直接反应。他们在3个时间点——父母发生冲突之前、父母发生冲突之后、进行积极的家庭对话之后——记录孩子的反映和感知到的“arousal responses”。研究发现，儿童的积极影响在父母发生冲突后下降，在积极的家庭对话之后有所上升。在预期父母会发生冲突时孩子便会产生警觉、不安的情绪，于是产生了最初的负面影响的唤醒效应，目睹冲突的过程会让这种影响持续上升，而在家庭成员进行积极的对话之后，这种影响会有所下降。

3  家庭系统

    家庭系统是原生家庭的相近概念之一。Murray Bowen代际模型，Bowen认为家庭中往往存在着两种张力——归属与个体化，这两种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推拉抗争，它们的相持是维护家庭平衡的前提条件。当

它们发生失衡时，家人关系就会走向非常态。在他的情绪关系系统中，有8个相互连锁的概念——自我分化、三角关系、核心家庭情绪系统、家庭投射过程、情绪阻断、多代传递过程、同胞地位和社会退行。有的学者将其中的概念概括为两个变量（自我分化、慢性焦虑）一个核心概念（三角关系）。

01  自我分化

    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推动儿童成长为情绪独立的、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另一种力量则维系着儿童和家庭之间的情绪联系，由于它们的对抗，没有人能够从原生家庭中完全脱离。根据Bowen的观点，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思维和情绪功能的分离，二者的分化程度越大，即自我分化程度越大，个体就越独立，越可以形成并遵循自身的价值观，而不会在情绪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这些个体就能自由地在家庭和个人周旋，他们成熟、拥有自我信念，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与快乐，但又不会过度陷入家庭情绪。

02  慢性焦虑

    当一个人所处的关系系统被干扰，即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让家庭气氛变得紧张时，家庭成员就会产生慢性焦虑。当焦虑水平增加时，成员需要与他人的密切接触，让他人给予心灵上的慰藉，如果他人做不到或者不愿做时，焦虑者就会更加焦虑，以致于情绪失控。Bowen认为产生焦虑的水平同人的自我分化水平成正比，越依赖某些特定个体，越容易产生焦虑。

03  三角关系

    Bowen认为当家庭中两个人的关系遇到威胁时，会将第三人拉入系统来降低焦虑程度，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在这种三角关系中，被卷入的第三者对情况的控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三角关系成功地冲淡了焦虑，那么家庭就能够恢复平静。反之，如果第三人不能较好地处理冲突双方的矛盾，那么三角关系很可能会拉入更多的个体，成为连锁三角关系。

04  教养方式

    在心理学研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人格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影响孩子如创造力水平等，孩子的性格也可能促进父母教养方式的转变，国内研究表明，幼儿的创造性人格与专制型教养方式负相关（寇冬泉，2018），当专制的父母给孩子采取强制性教育，不允许孩子违抗命令时，确实会使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被遏制，探究行为也消失，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在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确实容易造成成年后的创造性减弱，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性格确实被原生家庭影响了。

    但是父母放任真的能改变我们的人格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研究表明创造性人格各维度与放任型教养都不显著相关，这说明父母如果没有精心教导，也没有严格要求，对孩子的创造力培养没有其到应有的作用。而挑战型与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则能够显著预测孩子的创造力。因此父母的教养方式，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塑造我们以后的人格。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父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看到家里重新粉刷了13遍的墙又被孩子填满了涂鸦，估计他们再有耐心也难以忍住自己的怒火，因此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子女的人格特征究竟谁影响谁，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孩子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心理学研究较少，从学术角度无法就教养方式的影响路径方面，反驳“原生家庭论是一场伪科学”的观点。

05  基因影响路径

    除了支持“原生家庭论”的以上心理学研究，有学者提出了更强有力的不同观点，那就是基因。综合部分国内外文献，认为“家庭环境”具体包括物质、精神两个维度，物质层面下具体包括家庭年收入、房内设施布置；精神层面下则包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监护人的教育方式、监护人对基本问题的认识。一般地，物质层面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应该需要寻求中介作用，例如年收入过百万的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高于常人的教育、交际（人脉）、财富等起点，孩子的部分观念便受到了一定的塑造。而教养方式主要通过人格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等问题（2018.4，《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心理障碍的影响路径》），心理健康主要涉及个体心理认知、态度、情感等内容，在“our attitudes predict our behavior”(《social psychology》)这一基础知识前提下，个体态度会反映在个体行为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教养方式对个体成长有影响，却影响稍显微弱，尤其与基因等因素比较起来，进一步地，家庭环境也在个体成长中起着较小的作用。

    家庭环境对于个体成长产生的影响大致也是通过基因作用的，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甚至还可以了解到一个较为陌生的事实：个体在家庭环境下的成长并非全是被动的，事实上，家庭教养方式与个体的成长呈现了一种“exchange”，例如粗暴残酷的教养方式可以预测到幼童高发的破坏性行为等，而同时，本就比较难以管教的“问题儿童”也影响到了教养方式的选择，或许这看起来十分像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困境，然而通过许多权威性文献对相互作用的变量等回归分析，我们知道了关键在于基因影响了个体行为表现得不同（individual difference），包括cognitive abilities ,disabilities ,psychopathology ,personality等等，这些个体的不同正造成了教养方式的不同，结合对同一家庭环境里成长的兄弟姐妹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与教养方式的差异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确实是基因作用机制下，个体因素首先对教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个体成长受到了不同的“environmental effects”。

    另一方面，不止于受教养个体的基因，监护人的基因也影响着他们对教养方式的选择，从这一点看来，对个体成长影响更多的仍然还是生理性因素。不过，虽然家庭环境通过基因机制影响个体成长已经鲜有争议，然而在Hiraish、Yamagata、Ando等人对日本和瑞典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日本的教养方式选择较瑞典来说受到基因影响更加显著，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更加重视以孩子为中心，有“因材施教”这一特点，于是，这似乎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基因影响教养方式选择以及家庭环境影响个体成长的路径提出了一定挑战，然而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业内专业人士们不懈努力去探求。

    在《Top 10 replicated findings from behavioral genetics》中，我们知道家庭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显著地受基因影响着（most associ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nd psychological traits are significantly meditated genetically），同时，大量“双胞胎实验”也说明了对个体成长起着决定性以及长期性的影响还是个体的基因，例如在测量的相似性上，基因近似的双胞胎比在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fraternal）更具有心理和行为上的相似性，而一些新闻报道中也往往出现“分养在异国的双胞胎仍在人生发展的行为选择上呈现高度相似”等事件。另外，一些家庭中的“问题儿童”在进入学校后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也并没有持久保留这种问题的风险。（《Interactions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early disruptive behavior》）

    这些理论和事实无不表明着，最终影响个体成长的并非家庭环境，而是基因选择，在这一点上，“原生家庭论”受到学者的质疑。然而，家庭环境对个体影响虽是较为短期的，却在个体成长的前一两个阶段（尤其学前）能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06  家庭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从以上的实验看出，父母的冲突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焦虑、警觉、不安、抑郁），而事后父母如果与孩子进行积极沟通交流，这种负面的影响就会有所下降。但在中国的家庭环境中又是另一种情况。在中国的家庭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传统家庭伦理。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尊崇家庭本位，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影响也挥之不去。家庭关系构成了儒家所强调的“人伦”，在尊卑有序的环境下，长辈对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在父母与子女发生冲突之后，父母往往不会考虑主动认错并修复关系。这种家长制作风往往使得子女的个性难以发挥，“自我分化”的过程受到了家长的阻碍，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想到求助于父母，而很难达到精神上的独立，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无意识”。在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孩子对父母的依恋程度较强，当父母与自己的关系被破坏时更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安慰与认可，就会形成“习得性无助”，自我价值感、自尊感大大削弱。

    在父母这种持续的、有意或者无意地、有声活着无声地否定下，孩子就成为维护家庭稳定关系的“牺牲子”，认为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精神分析医生萨巴斯提出的“特定牺牲子”理论。另一个理论——替罪羊理论所持的观点类似，主要内容为：子女在成长到青春期时，会开始尝试自立，而这种家长制作风的家庭会将这种尝试独立的行为视为叛逆，并作出种种阻碍，来维系家庭系统的病态平衡，在这种病态产生严重恶果之前父母的任何一方都不会真正想着去解决问题，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替罪羊出来，把责任强加给他/她，于是子女就不幸地成为家庭冲突的受害者。如果这种情绪长期积压，会导致青少年采取自残、自杀等极端手段。

    更为严重的是，家庭冲突还会产生代际影响。在这种病态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子女没能完成自我分化的过程，而父母在儿童面前的表现是对儿童最直观的刺激，他们会学习模仿父母的教育模式，并在教育自己子女的过程中表现出类似行为，把对父母的敌意、失落、愤怒转嫁给子女。于是在代际效应的作用下，这种负面影响一代代传递下去，家庭环境的作用效果就从一代延伸到了多代。 

07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家庭环境会直接作用到个体的自我分化过程，健康的自我分化会反作用于家庭关系，形成和谐共处的家庭模式。但在传统家庭伦理作用下的家长制家庭中，个体将无法完成自我分化，当分化程度很低的时候，个体会产生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过度依赖，当父母不能满足子女的依恋需求或者行为稍有背离这种依恋，子女便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长时间压制、得不到缓解，就会造成抑郁的心理，甚至自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更多的后代，形成代际效应。

    但同时要注意，家庭的影响并不是全部的，家庭环境确实能够通过基因作用对个体在前期阶段的成长中产生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预测孩子的后天性格，外在的社会环境更有可能改变孩子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塑造方式，但在特定的时间段并不能忽略基因的影响。因此到底看待原生家庭如何对自我的影响，还应该从基因和家庭几个方面辩证的看待，既不能当问题来临时，把全部困难推给“原生家庭论”做挡箭牌，从而否定个人努力的作用，也不能把基因决定的作用过度放大化而丧失自身的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Combsronto, L. A., Olson, S. L., Lunkenheimer, E. S., & Sameroff, J. (2009). Interactions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early disruptive behavior: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across the transition from preschool to school entr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7(8), 1151.

2. Plomin, R. , Defries, J. C. , Knopik, V. S. , & Neiderhiser, J. M. . (2016). Top 10 replicated findings from behavioral genetic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1), 3-23.

3. 刘健, 张嫚茹, 杨静, 程灶火, 周晓琴, & 程灶火, (2018).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心理障碍的影响路径.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7(4), 361.

4.Holly T. Weldon, Alice C. Schermerhorn, and Timothy R. Stickle.Children’s affective and arousal responses to live interparental conflict: links with appraisal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9, https://psycnet.apa.org/fulltext/2019-12790-001.html

5. 刘畅,伍新春,陈玲玲,邢学玮. （2013）幼儿父母的原生家庭对其协同教养的影响:人际间变量及性别一致性的调节作用[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4-80

6. 寇冬泉. (2018). 幼儿创造性人格与父母教养方式的交叉滞后研究.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4), 85-92.

7. 张志学. (1990). 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心理学探新.（1）31-34

原创 ：张雪儿 

摘自 ：心理简报